功高不改忠貞志 位尊難移公僕心

 

 

 

 

/《人民公僕》月刊記者  程興瑞

 

經過數次聯繫,新年伊始,《人民公僕》雜誌社記者到中央統戰部採訪了共和國首位女省委書記萬紹芬,瞭解了她的從政理念,以及她陪同老一輩革命家習仲勳等視察老區的經歷和體會。

記者在採訪前就瞭解到萬紹芬做事嚴謹,所以,查閲了很多有關她的資料。與記者見面後,她首先笑着爽朗地問道:“你們關注到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改進工作作風的八項規定所帶來的深得老百姓歡迎的新風嗎”?我們回答:“關注到了,社會反響很大很好,準備下期重點刊登”。她點點頭説:“那很好”,接着説:“以《人民公僕》冠名的雜誌全國獨一無二,這個名字非常好,我們太需要這種精神了”。接下來她又問了記者一個看似簡單卻也複雜的問題,你們瞭解過“人民公僕”這個提法的歷史由來嗎?為什麼叫人民公僕?這個提法最早是由誰提出來的? 作為人民公僕雜誌社的記者,聽到萬紹芬這一連串的提問,説心裏話,記者既佩服萬紹芬工作態度的認真和嚴謹,又愧於自己對這方面知識的缺乏。對萬紹芬的提問,記者只做了簡短的解釋。沒想到萬紹芬聽完記者的解釋後,竟然拿出厚厚的一沓資料,然後讀了幾小段:

人民公僕,字面意思是指為人民服務、全心全意為人民羣眾排憂解難的黨政幹部……

功高不改忠貞志,位尊難移公僕心……指政府的官員等為祖國、為人民獻出自己一生的人。

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正其身。……

那麼,誰是提出“人民公僕”的第一人呢?

……被譽為文藝復興之父的意大利著名詩人但丁,在1311年其政治名著《論世界帝國》一書中,提出了“人民公僕”的提法,他説:“公民不為他們的代表而存在,百姓也不為他們的國王而存在;相反,代表倒是為公民而存在,國王也是為百姓而存在……雖然從施政方面説,公民的代表和國王都是人民的統治者,但從最終的這方面來説,他們卻是人民的公僕。”這個證據充分證明,意大利的著名詩人但丁是提出“人民公僕”提法的第一人。

對“人民公僕”,萬紹芬真情地為記者作了這樣一番詮釋和解讀,她説:“有的人什麼都怕得罪,唯獨不怕得罪人民。該得罪的,就要得罪,只希望不得罪人民。用權為民還是以權謀私是檢驗當‘人民公僕’還是‘做官當老爺’的根本標準。當幹部就是要以權謀公,用權為民,依法辦事,要為人民鼓與呼,為人民説話、為人民做事,不能侵害老百姓的利益,不能得罪廣大人民。”

在查閲萬紹芬的有關資料的過程中,記者對她一些超前的理念和獨特的體會有了深刻的印象。

超前的理念  獨特的體會

19856月,她當選為省委書記所做的第一個決定,就是關於加強省委自身班子建設的六條決定。其中明確提出:省委全班人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聯繫羣眾,關心羣眾的疾苦,做人民的公僕。在她的就職演説中,特別強調這個觀點。記者問她:“當時你是怎麼考慮的?”她説:省委是什麼樣的班子,就會把全省幹部帶出來一個什麼樣的作風。軟、散、懶,不認真為人民辦事的班子是帶不出好隊伍的。要振興江西這個大局,就必須建設一個黨性強、作風好的堅強集體。要從省委一班人這個核心做起,這六條決定都是大家所關心的問題,正確執行黨的幹部路線,提出任人唯賢,知人善任,反對任人唯親,反對任人唯派,反對任人唯順,反對妒賢嫉能,敢於薦賢,敢於把關;不搞特權,不謀私利,做遵守黨規黨法的表率;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經常聽取來自各方的意見和建議,努力做到耳聰目明,不要耳目閉塞;認真對待羣眾來信、來訪,建立領導幹部認真接待羣眾來訪的制度;在幹部、黨員中要特別提倡講真話,不要講假話,更不能講瞎話,等等。萬紹芬向大會宣佈從我做起,接受大家的監督。

羣眾對此反響熱烈,萬紹芬上任一個多月,就收到了來自全國24個省、市、自治區的4699封信,大部分來信都是獻計獻策的。

萬紹芬當年的諸多施政理念,還表現在:

1985年,她提出當幹部就要“以權謀公,用權為民”。

1985年,早就取得了律師資格的她,親自主持並帶領省裏幾套班子學習法律,要求各級幹部“嚴格依法辦事”。

1985年秋,她提出老區建設要發揚“三動精神”(動感情、動腦筋、動真的),要開放式的扶貧,要增強“造血”功能的扶貧。

1986年秋,她明確提出,凡是發生羣體事件的地方,主要領導幹部就要及時到一線去了解情況,以情、以理、以法加以疏導,把問題解決好,絕不能躲着羣眾或以簡單粗暴的辦法對待羣眾,致使事態擴大。

1987年,“姓社姓資”的爭論還在中國大地成為日常的政治話語,萬紹芬認真學習思考鄧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領導同志關於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和論述,在九江考察工作時,旗幟鮮明地提出:“改革不能遲疑動搖,開放不能等待觀望”。   

1987年,《江西日報》73頭版頭條位置刊登萬紹芬的講話:“凡是有利於解放生產力,有利於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有利於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就要堅持,就要支持和保護”。

 

重在行動  功在實效

萬紹芬認為僅有好的“唱功”是不夠的,更重要是有好的“做功”。理念、計劃、決定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付諸行動。發展經濟,搞好改革開放,搞好老區建設是根據江西實情出發的頭等大事。江西省委堅決貫徹中央的有關指示:對內,更大膽地搞活;對外,更大膽地開放。為了加快江西經濟發展,提出開放九江、贛州兩個“特區”,加強龍頭省會南昌市的工業、科技、交通、財貿建設。省委、省政府面向全省出台了“減輕、放寬、搞活”的政策,為招商引資和農村經濟發展創造了良好環境。

萬紹芬視九江長江大橋為江西經濟騰飛的一條“生命線”,上任伊始,就多方聯絡籌劃大橋復建。因當時京九線建設項目下馬,缺乏資金,她主動聯絡湖北、安徽和江西一起,三省共籌資金續建九江大橋,得到了各方積極的支持,為續建九江大橋開始了啓動,併為後來京九線復建爭取了時間。而後,19863月,萬紹芬在北京開會期間,專程到國務院副總理萬里的家中,向他詳細反映要求續建九江長江大橋的問題。19861127,萬里同志來到九江,晚上到工地,第二天一早乘船來到江中,察看那時幾個橋墩剛剛露出水面就停建的“九江大橋”,萬里同志向陪同視察的工程技術人員和幹部詳細詢問需要什麼支持。198744,國家計委經國務院批准,發文決定九江大橋繼續上馬!

大橋建成後,中央媒體的記者到九江去採訪,那裏的老百姓説,你們寫九江大橋的建造史,一定要把“兩萬”(萬里,萬紹芬)寫進去,他們是立了很大功勞的。

江西90多個縣,78個是老區。不抓老區經濟建設,不老帶領老區人民脱貧致富,江西的經濟發展就會滯後。萬紹芬親自擔任江西省“老區建設委員會”主任,請省人大副主任、老紅軍謝象晃和一位副省長當副主任,成立了正廳級的“老建辦公室”。

1985年秋、冬,老建辦組織了12000多名各級幹部組成工作隊先後深入到老區調研。一時輿論大變,感情大變。大家説,沒有想到解放30多年來還有這麼些貧困、特困户、區、縣。不帶動老區人民脱貧致富,就對不起犧牲的革命烈士,對不起老區人民。

在老區建設扶貧工作中,發揚了動感情、動腦筋、動真的“三動精神”;選準能帶動千家萬户致富的啓動項目;打開山寨門,請進來,走出去,大力發展商品生產。實行扶貧包乾責任制;嚴格管好用好扶貧資金,一批批致富項目在農村啓動了起來。

搞老區建設要發揚艱苦奮鬥的作風,萬紹芬帶頭坐上海牌汽車,省裏購買了一批“奔馳”轎車,她上任後,建議將這批車分給江西“幾老”。分給她的那一部,她堅決不要,最後用於接待重回江西的老紅軍、老幹部的專車,她一直坐着那輛舊“上海”。這種無形的“命令”,一下子剎住了購買高級轎車、進口轎車的歪風,各級各有關部門紛紛將準備購買高檔轎車、蓋新辦公樓的錢用到老區建設上來。

19886月,壯志未酬的萬紹芬奉調進京。她主政江西的3年間,全省財政收入每年遞增20%-30%,工農業總產值增長速度超過全國平均水平;老區各縣鄉啓動了2000多個建設項目,修了2000多公里的公路。九江外貿港口、向吉鐵路、滕王閣等工程也是那時開始興建的。江西省經濟的一池活水,被攪動起來,出現了欣欣向榮的景象,同時,黨風廉政建設也上了新的台階。

 

當記者問起她當代公務員隊伍的建設,以及她陪同革命老一輩習仲勳同志等下鄉視察的經歷和體會時,她説,她任江西省委書記期間,有幸先後陪同過革命前輩習仲勳同志、彭真同志、萬里等同志下基層視察。雖然已經過去了二十多年,但至今歷歷在目,留下的印象和教育是深刻的。由於時間的原因,她着重跟記者談了有關陪同習仲勳同志下鄉的幾個故事:

其一、“後面車上坐的不是老爺”

萬紹芬説,198511月中旬,我有幸陪同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的習仲勳同志,在江西老區井岡山、寧岡、遂川、贛州、興國、瑞金等地視察了9天,目睹了習仲勳同志對老區人民的熱愛,切身感受到他為加快老區建設、改善老區人民生活那種求真務實的作風和爽朗真誠的性格。

19851115一大早,我們一行人陪同習仲勳同志乘車向井岡山進發,我們的車子急速地向井岡山奔馳。從南昌到井岡山的公路上,有好幾處路段正在翻修。這些地方,道路變得狹窄泥濘,凹凸不平,車輛行駛不暢,常常發生堵塞現象。

車子的行速減慢了。在我們前面開道的警車不時地鳴響警笛,常常從車上伸出兩面紅旗左右揮動,指揮過往車輛注意讓道。路旁施工的民工和行人,來往車輛上的人,都把目光投向我們這個車隊。

習仲勳同志望着這種情景,臉上的神色變得嚴肅起來。

“怎麼能這樣呢?”他轉過臉來對我説,“他們拉着警笛,兩面紅旗左右開弓,這樣會嚇着羣眾,也可能會把過往的車輛擠到溝裏去的。不要因為保證我們趕路,影響老百姓的正常通行。”

我向習仲勳同志作解釋,他聽着,眉頭逐漸皺了起來。

“紹芬同志,我們是老爺嗎?你們平時下鄉,也這樣鳴鑼開道嗎?”

我笑着説:“我坐的車是上海牌的,神氣不起來。”

習仲勳同志笑了。

“那好,請你告訴前面警車上的同志,他們後面車上坐的不是老爺,不要動輒八面威風。我們是來給老區百姓辦事的,不能給羣眾添麻煩!”

“現在停車,反而會造成堵車。”我望望前方情況説,“走過這段路,前面就是新幹縣城。一到那裏,我就跟他們説。”

他沒有作聲,但我明顯感到他的焦慮和不快,這使我更感到侷促不安。但當時還沒有像現在這樣的“大哥大”、BP機、手機,只好叮囑我們車上的司機不要過於佔道,影響其他車輛行駛。過了好一陣子,我們的車子總算在新幹縣城停下了。我還沒來得及下車,習仲勳同志便下車快步直向警車走去,我趕緊跟上前去。

“同志,你們以後不要再像剛才那樣,又鳴笛又揮旗。”他生氣地説“你們這樣一弄,來往行人和過往車輛都要趕緊躲避,萬一他們的車翻到溝裏去怎麼辦?你們保證我的安全,我很感謝,但也要考慮羣眾的安全嘛。大路朝天,各走半邊。我們不是老爺呀!”

我上前對警車上的同志説:“請同志們在後面的路程上不要鳴警笛,也不要揮旗,請注意影響。”

車子又向前開了,再沒有出現“鳴鑼開道”的情景。

“這就對了。”習仲勳同志臉上露出了寬慰的笑容。

 

其二、“你們事先安排好的,我不看”

因為我一直陪同習仲勳同志視察,得以向他反映許多基層的真實情況。在車上,我向習仲勳同志講了這樣一個故事:有一次,吉安地委領導人到井岡山瞭解羣眾生活情況,來到一位老赤衞隊員家門前,卻見屋門緊鎖。有人告訴他們,老人聽説上邊領導要來,一早就躲出去了。因為老人家裏窮,怕上邊領導看了心裏難過,老人覺得還沒有靠自己的雙手脱貧,對不起領導。

對這件事,我的心情一直難以平靜,激動地對習仲勳同志説:“解放30多年來,井岡山上有些老百姓沒過上好日子,哪裏是他們對不起領導,這是我們對不起他們呀!忘記他們就是失職!”

習仲勳同志聽了説:“對,任何時候都不能忘記了他們,多好的老區人民啊!”

在興國,我和習仲勳同志一行來到一户村民家裏。户主是村裏的兼職會計,是個黨員,聽説中央領導同志來了,十分興奮,把磚瓦屋的廳堂打掃得乾乾淨淨,並按當地接待貴客的習俗,在堂屋桌上放了四個碟子,裝着土產:一碟薯片,一碟醃生薑,一碟金橘,一碟花生。

我陪着習仲勳同志走進了這户農民家裏,一看就明白了,這大概是要給我們看的“好、中、差”裏的“好”的典型。

習仲勳同志一看這情景,便轉身走了出來。

我和其他陪同的同志都感到奇怪:在別的農户家裏,習仲勳同志很親切,問長問短,問寒問暖,有時掀開鍋蓋看看,摸摸被褥厚薄,和老百姓親切交談,只是到這一户人家,怎麼轉身就走了呢?

“這一家我就不看了。”他邊走邊對我們説,“我看這户早有準備,就不必看了。我早説過,你們事先安排好了讓我看的,我不看!”

事後我瞭解到,這位會計一家,在村裏確實境況比較好,當地幹部也確實事先給他打了招呼,所以出現了上述的情景。

幸好,這樣的事後來再也沒有出現。

 

其三、為百姓辦事要落到實處

 瑞金沙洲壩有一口聞名全國的紅井,當年,毛主席在沙洲壩領導革命工作,發現這裏的老百姓飲水十分困難,常常到許多裏以外去挑。他便和當地羣眾一道,打了一口井,使鄉親們喝上了澄清的甜水。解放後,沙洲壩人民在井邊立了一塊石碑:“吃水不忘挖井人”,表達對共產黨和毛主席的感激之情。

習仲勳同志來到井邊,先認真看了石碑上的文字,然後仔細看了水井。

他感慨地對周圍的同志説:“老區人民對我們黨為老百姓做的每一件好事都銘記不忘。這説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體現在一件件大大小小的事情上。毛主席早就為我們做出了榜樣。為老區人民服務,就是要講實話,辦實事,為民造福。”

來到葉坪鄉,習仲勳向站在他身邊的葉坪鄉黨委書記問道:“你們為葉坪的老百姓辦了幾件實事呀?”

“我們已經辦了四件。”年輕的書記回答説。

“哪四件?”

“第一件,帶領羣眾打了18口井,全鄉百姓都喝上了乾淨的井水;第二件,領着鄉親們修路,現在村村通了路;第三件,修建了一個集貿市場,現在交易活躍;第四件,利用這裏盛產的黃豆、山藥以及廣西有關單位的技術設備聯辦了一個兒童食品加工廠,產品暢銷各地。”

這位辦實事的鄉領導雖然顯得有點靦腆,卻回答得乾脆利落。仲勳同志聽了,滿臉笑容,十分高興。

“幹得好呀!”他説,“由於時間關係,你們辦的四件事我不能件件都看,現在你帶我去看你們辦的第一件事。”

鄉黨委書記馬上在前頭引路,把習仲勳同志和大家領到附近的一口新打的水井前。這時,村民們聽説中央領導同志來看望大家,紛紛趕來,圍到井邊,爭着和習仲勳同志握手,七嘴八舌談着修建水井的經過和他們的喜悦之情,誇獎鄉里幹部為大家辦實事的好作風。

對這次即興式的實地視察和彙報,習仲勳同志十分高興。

不過,在視察中,也遇到過使他感到不快的事情。

情況是這樣的:瑞金縣新任縣委書記剛上任不久,正在贛州住院,聽説習仲勳同志來瑞金視察,便抱病從贛州趕回縣來,參加向習仲勳同志的彙報會。他説了許多套話、空話,再加上開頭又説了不少對習仲勳同志表示恭維的話,使得仲勳同志不願聽下去。

“你這哪裏是彙報工作,分明是在吹捧我,給我歌功頌德!你的彙報沒有實際內容,淨説空話,希望你在今後的工作中深入實際,調查研究,講實話,辦實事!”

縣委書記臉紅了,低下了頭。習仲勳同志看看他,放緩了口氣:“據我所知,你們縣實際上已經做了不少有益羣眾的實事,為什麼不好好總結一下經驗呢?要制訂出治窮致富的規劃和辦法,拿到羣眾中去討論。種什麼,養什麼,搞什麼項目,都要讓羣眾發表意見。”他環顧與會的同志説,“如何治窮致富,儘快改變老區的面貌?這方面,你們省委已經提出了許多好的措施,你們好好討論了嗎?”

與會同志頓時活躍起來,紛紛談開了他們貫徹省老區工作會議的精神和措施。剛才感到發窘的縣委書記此時也加入討論,談得也具體生動多了,彙報會成了一個活躍的討論會。

 

很多年過去了,萬紹芬仍然記憶猶新,只有下基層到羣眾中去了解真實民情,才有助於決策者做出正確的決定。萬紹芬説:“習仲勳同志的工作作風也影響了我,到哪裏,我不僅只聽彙報,一定親自去現場察看,聽的和看的兩相對照,避免官僚作風。革命老一輩人有很強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繼承和弘揚老一輩革命家的高尚情操,是我們的職責,活一天就要儘可能為人民服務一天。”

萬紹芬説,從習仲勳同志、彭真同志、萬里同志等老一輩革命家身上,我們學習了黨的優良傳統和優良作風,從社會道德、良心守護者的普通老百姓身上,我學習了擁有超越名利從容閒適的胸懷。但是,“行走不能停步,我依然在路上” 。

採訪結束時,萬紹芬一再叮囑記者:“把《人民公僕》雜誌辦好,辦出特色、辦成精品,使大家愛讀愛看”。

 

  

此次採訪,記者看見萬紹芬同志胳膊上吊着繃帶,便悄悄向她身邊的工作人員打聽到:十八大剛剛順利結束,她便去江西“上山下鄉”一個月,辦了數場“貫徹十八大精神,辦好人民滿意教育的助學活動”。陪同捐資者到井岡山頒發中小學生獎學金(第十四次頒發)和“山花工程”(50萬元)幫助貧困學生。陪同捐資捐物助者幾次下鄉,給興國縣和南昌縣三江鎮興建和修建鄉村小學(150萬元),並送去電腦等教學器材和五千本新華字典,兩千件新棉衣。萬紹芬自己也購買了120件“鴨鴨牌”羽絨服送給貧困學生。下鄉參加活動人數多時,當地便在學校操場上就地搭起台子,萬紹芬同志和有關幹部以通俗的語言,結合實際簡要地講解十八大精神,台上台下互相呼應,掌聲、歡笑聲連成一片。學生、老師高興,羣眾滿意,各級支持,效果很好。雖然她手臂傷痛復發,她還是感到欣慰、快樂。

近十幾年來,她為農村助學、扶貧,培養人才,建設新農村出心、出力、出主意、出錢。多處奔波,經她介紹引資興建的教學樓、科技館、圖書館等有30多所,為家鄉引資興建了幾所高質量的教學樓,修繕了幾個村小學;建立了蔡冠深獎學基金(100萬元)、萬修元獎學基金(100萬元)和愛心助學金;倡議並引資興建了兩個鄉村公園,助建鄉人民醫院;修路、建橋、植樹造林、美化環境、保護古村等等。她還每年平均拿出23月的工資,堅持不懈。去年,她將中國作家出版社為她出版發行的《秋水長天》---新中國第一位女省委書記回憶散文集所得5萬元稿費,全部捐給家鄉。遇到發生災情,她更是心繫災區、心繫人民。1998年,江西抗洪的關鍵時刻,她三次到江西一線瞭解災情,及時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和中華慈善總會彙報,並率中華慈善總會慰問組赴江西災區,行車、坐船、步行1400多公里,親自將各方面捐贈的價值7660萬人民幣的賑災款物,送到江西九個縣的災民手中,她自己也捐出了4個多月的工資。2005年,江西瑞昌地震,她趕赴災區看望災民並捐款。2008年,江西冰雪災害和汶川大地震,她積極聯絡有關方面,向災區奉獻愛心,自己也捐獻了半年多的工資。自己生活卻非常簡樸,聽後我們很為之感動和欽佩。

她常説,個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是中央統戰部及江西省各級組織和廣大人民羣眾對她的支持,是有關愛心人士的奉獻和對她的信任,使她對人民羣眾的責任和愛心能夠有所體現。

她曾獲得過許多獎牌獎狀,但她更看重的是家鄉人民在大會上授予她“無私奉獻的人民公僕”的獎牌。

               (文章摘自《人民公僕》雜誌20131月刊)